逝者 | 叶克飞：袁阔成，老人家曾生不逢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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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晚哄儿子睡觉，他都会例行提出各种问题，其中一个常设问题是：“爸爸你为什么有只耳朵戴着耳塞啊？”
这时我就得将重复了无数次的答案告诉他：“关了灯嘛，爸爸又不想看手机，就听评书啊。一只耳朵听评书，另一只耳朵听你说话。”然后这个问题以他揪我耳朵告终。
大概是这两年，我恢复了听评书的习惯，平时开车也会听两段。之所以说“恢复”，是因为我在1993年随父母返回广东家乡后，就基本没再听过评书了。所以，我的评书记忆停留在小学时代，无论是听电台还是读实体书。
如今回想八十年代，我的最深体会是无书可读，但当时并不这样觉得，反倒认为可读之书太多。原因是小孩子好打发，几本名著加一堆评书就足够，无需考虑价值观的因素。六岁半的一天，我在舅舅家玩耍，到处开抽屉，翻到一套《三国演义》。我有点古文底子，认字也多，加上看过几本《三国演义》的连环画，知道故事热闹，所以拿起便读。
我没有查字典的好习惯，只有不认识的字认半边的坏习惯，凭借读古文打下的语感，读这种白话小说倒也不在话下，班上有几个同学也跟我一样。真正读懂读透当然不可能，但能把热闹全记住，小学一二年级时，我们最热衷的就是找个老院子，坐墙上互相考问，比如“街亭之战后，赵云撤兵，一箭射掉了谁的盔缨？”“那个掉在涧里的万政呗！”
凑巧的是，《三国演义》原著是我的古典小说启蒙，袁阔成版的《三国演义》则是我的评书启蒙。那时，我中午在外婆家吃饭，红色的四方木桌，摆着外婆给我做的小锅饭，有时外公会乐呵呵帮我去买我最喜欢的卤豆腐。在我背后有一台经典的双卡录音机，收音功能的调频常年位于青岛人民广播电台，我就是在这个台听到了袁阔成版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就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每天中午以评书佐饭。
（评书泰斗袁阔成）
有人称袁阔成版《三国演义》是评书史上艺术水平最高的作品。这一方面跟原著有关。年少时听评书全是听热闹，最喜欢的是耍宝型的人物，比如《明英烈》里的胡大海，《说唐》里的程咬金，《三侠剑》里的贾明。年纪渐长再听评书，就知道不堪推敲之处甚多，史实和史观的缺陷自不必说，那些排兵布阵、奇谋妙计，都是凭空臆想。相比之下，《三国演义》尽管原著已是七分假，但仍比其他评书的蓝本靠谱。
另一方面则是袁阔成本人的因素。在几大评书家中，他是最雅的一位。他的《三国演义》并未脱离原著，但也未照本宣科，时常借鉴史实予以发散。广东人称说书为讲古，电台里也有几位著名粤语说书人，在我看来，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照本宣科，把说书变成了念书。当然，许多人推崇袁阔成“夹叙夹议”，在说书中有大量评点（尤其是诸葛亮去世那一段），我个人反而不甚同意，一来说书免不了观点，但没有必要说教，二来过多的评点割裂了故事的节奏。在袁阔成此后的作品中，气氛不合的点评也为数不少。
但不管怎样，评书大师的美誉，袁阔成当之无愧。只是，观其一生，我还是不得不慨叹一句“老人家生不逢时”。
我所见过的袁阔成生前采访不多，“评书是一门艺术”这话倒是每次必提。评书历史极久，一直位列曲艺，北方称评书，江南称评话，南粤称讲古，是当年市镇中重要的消遣，尤以民国时代为盛。到了1949年后，物质与文化均极匮乏的时期，评书也是难得的娱乐，有收音机处便有评书。只是到了今天，评书虽然可算是许多七零后、八零后的集体记忆，业余爱好者也多，但确已式微。
袁阔成作为当代评书家中资格最老的一位，想来对此感受深刻，才会反复强调“评书是一门艺术”。不过说句实话，如今去听旧时评书，除了儿时记忆可以加成之外，其他惊喜已然不多。与史实的不符，情节的混乱，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。偏雅的袁阔成已是其中翘楚，其他人更是良莠不齐。前些日子重听单田芳的《杨幺传》，就颇有惨不忍听之感，不过考虑《杨幺传》原作的时间，单田芳刻意拔高农民起义也是无奈之举。也正因此，我虽然对评书充满感情，但每次见人大赞评书，还是忍不住摇头——我实在不相信，一个有正常价值观的人，重新去听二十多年前的评书，还能觉得它好得很，即使回忆是美好的。所谓寓教于乐，乐倒是还有，但“教”的价值观往往是陈腐的。
我小学时除了听评书，还爱买评书的实体版。那时青岛新华书店旁边有个小门市部，门口常年摆放各种通俗书籍，母亲就常带着我去挑，《明英烈》、《赵匡胤演义》和《呼杨合兵》等都是在那里买的。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情节，而是每本书前面都有个序言，除了介绍作者和整理人之外，还得例行加上“删除了封建迷信情节”、“本书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歪曲，故对其去糟粕”之类的句子。可见1949年后，评书也如其他曲艺一样，有过一回净化运动。
净化本不是坏事，但我们都知道，行政手段的净化往往会变味，它甚至有所目的。比如广电总局的各种禁令，不但不尊重市场，也不尊重民众。评书的净化同样带着行政的强制意味，所谓“封建糟粕”，并非只是迷信或者色情，更有价值观上的扭转。比如对农民起义的拔高，就是有意而为之。
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出身评书世家（伯父袁杰亭、袁杰英和父亲袁杰武号称“袁氏三杰”）的袁阔成，成为了1949年后说新书的带头人。1952年，他在唐山说《吕梁英雄传》和《二五长征》等新书，获颁锦旗。1963年说《许云峰赴宴》等新书，被誉为“说新书的带头人”。此外，他还说了《烈火金刚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红岩》、《赤胆忠心》和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现代题材的新评书。直到八十年代，他录制《三国演义》，才算达到了艺术上的顶峰。
文革时代，曲艺界备受打压，许多大师惨死。袁阔成唯一的儿子也因救治不及时而患病去世。不知他讲那些“形势一片大好”的新书时，内心作何想法。
在他所讲的新书中，“十七年文学”占比极高。所谓十七年文学，指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中国文学。其特点是过分夸大，好人无所不能，智勇兼备，尽是高大全形象，坏人永远坏到冒烟流脓，无可救药。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、《山乡巨变》以及柳青的《创业史》都是代表作。
袁阔成就曾讲过《创业史》，还有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。农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腐朽实力的生死搏斗，那被刻意夸大甚至歪曲的阶级斗争，即使由袁阔成嘴里讲出来，也显得不是那么回事。
任何艺术形式若是沦为权力的工具，都会退步和变质，从这一点来说，袁阔成以及其他许多曲艺大家都曾生不逢时。
对已逝大师的最好纪念，除了尊重，也许还有审视，看看是不是曾有那么一个时代亏欠了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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